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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原军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座谈会心得之四 朝鲜战争的必要性

时间:2020-09-15    点击: 次    来源:fanwenvip.com    作者:初心小编 - 小 + 大

【初心网编辑按】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本无可争议,它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战争,也是一场无可选择的战争。本文通过分析战争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意义和经验…初心优秀优秀范文网小编为您整理了《志原军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座谈会心得之四 朝鲜战争的必要性》,给您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借鉴。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心得 朝鲜战争感想

再论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  邱霞

  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以及要争取苏联信任三方面因素导致了中国不得不参战的形势;而毛泽东对时局的把握和对战局的谋划使抗美援朝的决策和最终的胜利成为可能;战争的意义远远大于付出的代价。
  再论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
  ——在乌有之乡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5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邱霞[①]
  [内容提要] 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本无可争议,它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战争,也是一场无可选择的战争。本文通过分析战争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意义和经验,驳斥了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各种怀疑论。本文认为,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以及要争取苏联信任三方面因素导致了中国不得不参战的形势;而毛泽东对时局的把握和对战局的谋划使抗美援朝的决策和最终的胜利成为可能;战争的意义远远大于付出的代价。
  [关键词] 抗美援朝 必要性 可能性 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有无必要?这本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这场爆发于新中国建国伊始的战争,打出了中国人久违了的国威、军威,是一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正义之战,其胜利的意义远远大于付出的牺牲。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前苏联解密档案和口述史料增多的机会,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在战争的必要性上大做文章,有的甚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否定[②]。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辨别“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两个不同的概念。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是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美国和西方国家称之为“朝鲜战争”,朝鲜政府称为“祖国解放战争”,韩国方面则称为“625战争”。而我国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战争爆发4个月后,于1950年10月19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番号入朝,对朝鲜人民抵抗外侵进行的支援战争。前者始于朝鲜南北内战,继而受到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武装干涉。综合当时国际和朝鲜国内各方面的情况,这场战争并无十分的必要,但也势难避免。[③]而后者则是在美军已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并一再无视我严正抗议之下,中国人民无可选择的选择。
  一、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中国主观上并没有参战的意愿,客观上也没有参战的有利条件。1950年,国家刚刚建立不到一年,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未完全巩固,人民经历了常年战乱而渴望和平,国内百业待兴。毛泽东在1949年底访苏时曾对斯大林说,“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④]就在朝鲜战争前的19天,毛泽东在提交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还判断,虽然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正在提高。”中国要做的是,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同时,“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O年复员一部分”,只保存主力。[⑤]6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公布的关于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仍然将彭德怀安排在土改委员会,[⑥]也就是说,直至此时中央还没有让他挂帅出征援朝的打算。可见,当时我们虽然没有忽视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也并没有真正大战的思想准备。
  国际上,一方面,我们将面临的对手异常强大。美国作为战后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黄金储备占70%,工农业生产总值为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同时拥有用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中国的实际是,“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人民币574亿元,钢产量61万吨”,同时军事力量薄弱,“海军和空军还处在初建阶段。陆军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既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又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⑦]中美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另一方面,我们的盟友,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在整个朝鲜战争决策的过程中,顾虑重重,反反复复,变来变去。斯大林由反对到默许朝鲜内战,但又没有阻止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组成“联合国军”公然侵入朝鲜[⑧],还撤出了在朝的苏联军事顾问。当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苏联又一再敦促中国出兵,但又拒绝立即提供支援。后来提供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还要偿还贷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完全是形势所迫。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不得不参战的形势?
  (一)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鲁门政府在决定武装入朝的同时,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即下令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正是这个决定使中美之间产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误会。今天来看,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决策,并不是单单针对中国大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维护亚洲、台海局势的稳定。从中国内战开始,美国就无意对华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美国企图以和平的手段将中国共产党纳入美蒋联合政府,从而控制共产党和苏联在华势力和影响的愿望化为泡影。美国仍然没有动武,而是不得已调整了对中共的政策,妄图鼓动共产党中国的“铁托主义”。杜鲁门政府6月27日的声明中说:“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这段声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它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阻碍国民党借朝鲜战争之机“反攻大陆”的可能。但无论初衷如何,此举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公然的战争威胁。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确反应。毛泽东在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⑨]。为什么中国会有强烈反应?原因很简单,美国的行为无疑已经把新生的中国政权在实际上陷入了军事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开战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东江同美国和南朝鲜军打成了胶着状态。9月15日,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毛泽东早就预见到战事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战局逆转之下,美国做出了第二个错误决策:北上越过“三八线”继续作战。美国国内对于是否打过三八线的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始终没有把中国的应变反应和战略利益考虑在内。苏联问题专家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决不会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它无法统治和控制的政权”;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则认为,战争止于三八线只会使半岛局势回到冲突前的状态,而朝鲜人民将对美国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义的传统失去信心。然而美国人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在中国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意味着战争开始扩大化,表明美国战争的目的不是恢复朝鲜的和平,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其战争性质即变为侵略。这种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战争会扩大到什么程度。即使美军止步于鸭绿江,对中国已极为不利,一方面有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忧虑,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苏联成为掣肘的风险;如果美军打过鸭绿江,则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美国只认为是“虚张声势”。10月7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意孤行越过三八线,最终把中国拖入了战争,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三)要争取苏联的信任
  这是迫使中国参战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并没有得到苏联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与支持。分析原因,主观层面上,苏联的顾虑来自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⑩],因而对毛泽东是否能够顶住美国制造亚洲“铁托”的计划心存怀疑。斯大林曾明确向国民党表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苏联没有想到的。客观层面上,苏联也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苏联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即以保证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建立安全带,既要防御美国,又要遏制中国。即使中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对苏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变它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新中国的成立,并没有使苏联在思想上产生想要放弃《雅尔塔协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苏联一行使毛泽东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对中国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苏联的支持,新生的中国政权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因此,如果出兵朝鲜能够解除斯大林的顾虑,摘掉可能的亚洲“铁托”的帽子,从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则对中国极为有利。事实上,当时斯大林已是骑虎难下。苏联不能出兵,不能与美国直接对抗。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必败。如果朝鲜败了,美国就将在远东对苏联构成长远的威胁。因此,毛泽东力排众议,克服万难,不惜以弱抗强,出兵朝鲜,确实为苏联解了围。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抗美援朝战争以后,苏联确实对中国解除了顾虑。正如毛泽东自己讲的,“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13]
  综上所述,第一、二条因素至关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说的,“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14]再加上第三条因素,中国权衡利弊必须出兵援朝。10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的决定。毛泽东当晚电告周恩来,“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5]
  有学者提出,中国出兵朝鲜是斯大林故意设的套。[16]且不论这种观点对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确,单从毛泽东的角度来讲,他是从来不会被苏联牵着鼻子走的。从民主革命时期即如此,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时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还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决策出兵援朝,不是因为美国敌视新中国,而是因为美国轻视新中国,是“受害者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民族辉煌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经历之间的强烈反差”。要知道,伟大的领袖人物是不会从个人喜好和情感出发而做决策的。更何况,“你轻视我”,对真正自信的人来说,什么也代表不了,而在实际中还会对我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当时已经很清楚,今天看来,也仍然是这样:“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17]
  二、战则必胜的信心
  无论出兵援朝的必要性有多大,要作出决策,还必须充分考虑其可能性。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出战十分困难。从后来决策过程的曲折,也可以看出决策的艰难。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2日-5日,中共中央开了三天会反复讨论朝鲜时局和出战问题。2日凌晨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毛泽东主张出兵,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会后毛泽东亲自拟写了给斯大林的复电,表示决定出兵援朝。但是,2日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上,尽管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十万火急,但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所以毛泽东原拟的电报并未发出,而是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了斯大林。[18]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数人仍然不赞成出兵或有各种疑虑。[19]大家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
  但是,如前所述,从大局出发,中国必须参战。5日早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专门会见彭德怀,问他,“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并提出,中央的意见是,援朝挂帅的担子由他来挑。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决定。[20]下午政治局会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彭德怀支持出兵朝鲜的主张。林彪提出,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毛泽东说:“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21]这次会上,通过充分讨论,大家才统一了认识,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70年代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还说起,“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22]
  正是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决心,对最后的决策起了主导性的作用。毛泽东作为掌控全局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中国只能打。而打,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赢,一种是输。如果赢了,不仅可以解苏、中、朝三方燃眉之急,且将在政治上获得大胜;如果输了,从战争本身来讲,和不出兵结果一样,但已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在政治上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困难。因此,如果中国出战,则只能赢。出战决策的关键变成了对战则必胜的把握。从毛泽东对战争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出他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正是这种信心,对出战决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信心从哪里来?
  (一)未雨绸缪,增兵东北
  这是第一个信心来源。早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7月7日和10日两天,周恩来受命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讨论了保卫东北边防问题,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议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部署、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等。根据会议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23],即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此执行。”[24]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正如毛泽东后来自己说的:“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是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25]8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问题。毛泽东的观点是,“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6]同日,他还批准聂荣臻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5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复高岗电,要求边防部队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18日,要求务必在9月3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第一步部署后,又集结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作为机动策应。
  (二)精心谋划,掌控战局
  这是第二个信心来源。10月2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已经把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都考虑清楚了。他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将采取的战略、战术,以及苏联必须提供的支援等。他认为,一旦出兵,如果能够在朝境内歼灭美军,主要是其第八军,无论战争是否结束,局面都会对我有利。相反,如果不能,就要面对美国和我正式宣战,进而从空中和沿海对我进行打击的情况。而这会引起中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等很多人的不满,因为大家害怕战争。因此他主张,应出动12个师,而不是5、6个,先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同时等待苏联援助的到来,再行反攻。[27]当然,这封很长的复电并未发出,但它无疑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清晰的战略思路。8、9月间,毛泽东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国的优势和劣势,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个,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28]因此,要“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29]志愿军入朝以后,毛泽东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前方的电报和各方面的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决策,争取战机。[30]在战略上,根据实际情况,果断改变了预定的防御战略,采取运动歼敌的战略,使志愿军直接实施带有战略反攻性质的作战方针,从而扭转了战局,初战告捷就打下了战争胜利的基础。进入相持阶段后,不给美军喘息的机会,没有急于进行停战谈判,而是将战争进行到底,采取边谈边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直到美国真正甘心坐下来谈判。在战术上,扬长避短,限制敌军先进技术装备有效发挥作用,而充分发挥我军的自身优势。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创造出许多新战法,如将夜间作战发展成战役规模,“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等。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的说法,“只有有这种经验的美国人才能体会到半夜被偷袭时的震恐心情,因为偷袭者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妖魔鬼怪那样用手榴弹和冲锋枪的子弹射击我们。”“中国红军之成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们人多,而是依靠诡计和突袭。”[31]
  (三)事无巨细,思虑缜密
  这是第三个信心来源。仅举几例。第一,采用“志愿军”番号。10月8日,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是早就考虑好的,目的是不形成中美两国直接交战的印象,把中国对抗美国的不良后果尽可能减少。毛泽东在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32]第二,谨慎处理和朝鲜方面的关系。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但是又坚持必须尊重朝鲜同志的意见,特别是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做的报告时,特意加上了一大段话,强调,一切在朝的中国志愿军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与朝鲜人民亲如兄弟地团结在一起,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他认为这是胜利的政治基础。[33]第三,准备美国打原子弹。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说,美国要乱来,“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他认为,如果美国要乱来,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他的观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只要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就能打败他”。[34]第四,直到战争最后仍未放松警觉。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两天,中朝两国人民已经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毛泽东还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强调:“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35]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
  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爆发于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把军事分界线重新推回到三八线,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战争。
  (一)实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基本战争目的
  毛泽东在战后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他总结了四条: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使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能够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知道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36]战争的胜利,稳定了当时中国的工业中心东北地区的局势,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苏美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大规模热战;中美之间互相也有了一个底,在越战中双方都尽量避免了直接冲突。
  (二)在政治上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场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赢得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是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扬眉吐气的一场战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的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获得了最有力的印证。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开始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对远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胜仗迫使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54年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启动。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赢得了苏联和斯大林的信任,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国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心里明白,中国人给了他维护苏联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时他才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中国也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苏联的大力帮助。战争期间,除武器装备上的支援以外,苏联已经在经济和建设上给予中国帮助。为中国工业体系建立奠定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了50项。赫鲁晓夫时期逐步扩大了援建项目,并派出专家指导。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进行全面的工业化建设,正是在此基础之上。1955年,中国又成功地出席了亚非万隆会议,宣扬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当然,战争就一定会有牺牲,关键要看牺牲的价值。无论在战场上,还是战场外,中国付出的代价都没有超出合理的范围。据中国官方数字,抗美援朝战争中,阵亡和非作战死亡人数共计141624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而据美国官方数字,朝鲜战争中,阵亡、失踪62423人,消耗各类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战费400亿美元。[37]从此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战场上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中国小。
  有人提出,台湾局势的发展由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入朝参战而极度复杂化,并形成了海峡两岸之间分治对抗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的环境和条件。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不是可以说,没有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我们就可以收复台湾?此处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作为一个“革命国家”,愈加被排除在国际事务之外(包括联合国之外)。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终于在国际事务上有了发言权。还有人提出,面对新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在中国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军备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并使得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唯一有可能实行的模式,这正是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成为“短缺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逻辑起始点。对此观点,我们只想反问,中国作为一个积弱积贫、历经百年战乱的落后大国,难道可以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
  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应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美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战争在客观上使中美关系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应当承认,在战争决策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存在很多的误会。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也并没有沟通的渠道。二是对中苏关系的理性认识。战争使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等方面对于苏联的依赖,埋下了中苏论战直到关系破裂的种子。大国关系的处理要考虑全面,目光长远,这在今天仍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心得 朝鲜战争感想纪念抗美援朝战事,捍卫中朝血盟友谊
  斯 谋  抗美援朝战事一场难以忘却的战事,是一场战强敌、驱恶魔的生死大搏斗!是一场百万中华优秀子孙再次涌现豪迈气概的英雄赞歌与神圣洗礼!抗美援朝战事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事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我们衷心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地怀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不愧为中华民族最可爱的人。抗美援朝英烈永垂不朽!让我们怀念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连娣、李家发、杨育才、任光华、孙一增等30万2千7百24名功臣及5953功勋集体。
  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二年零九个月02天。即:1950年10月25日——1953年7月27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南北双方为统一问题爆发全面内战,内战一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立即决定出兵武装干涉。6月27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我国台湾海峡, 7月1日美军投入侵朝作战。7月7日在常任理事国苏联缺席的联合国大会的情况下,美组建联合国军(美、英、法、土耳其等16国)侵入朝鲜半岛,朝鲜内战演变成局部国际战争,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10月11日攻占平壤,美断言战争在“感恩节“前结束,占领全朝鲜。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
  1950年10月8日(历史性时刻)毛主席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25万大军(初始阶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步兵38、39、40、50、66军,炮兵1师28师,工兵4团、6团)
  至1953年4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总兵力达130万余人。
  196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十余次大的战役:
  《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1日——11月5日。该役歼敌1万5千余人。起到了稳定战局,取得了首次与联合国军交战取胜的战例。粉碎了联合国军在感恩节前结束(占领全朝鲜)战争的企图和幻想。
  《第二次战役》1950年10月6日——10月24日。该役歼敌3万6千余人。收复平壤,涌现了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的英雄壮举。创造了在一战中歼敌(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彭总喊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的口号。清川江——三所里“狭窄地带”被美军称为死亡谷,“月亮是中国人的。”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1951年1月8日。该役歼敌1万9千余人。
  突破三八线。1951年1月14日中朝军队攻占汉城。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1951年4月21日。该役歼敌7万8千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增兵入朝。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1951年6月10日。逼近汉城,几经拉锯战。基本稳定在三八线上。
  大规模的运动战基本结束。
  《美军发动夏季攻势》1951年6月起,被歼2万2千余人。
  《美军发动秋季攻势》1951年10月。夏秋攻势中美军及联军共伤亡15万7千余人。
  《美军发动绞杀战》1951年8月——10月22日。中朝投入艰苦卓绝的“反绞杀战”的斗争。铁道兵杨连娣英勇牺牲,美军空中轰炸铁路、公路、桥梁、工厂。空军英雄大队长洪智慧创击落美空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战例。美军战机被击落106架。
  《美军发动细菌战》1952年初。在朝鲜境内、中朝边境、中国东北地区。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
  《美军发动金化攻势》1952年10月14日——11月25日(俗称上甘岭战役)。美军被歼2万5千余人。美军发射炮弹190万发,山头被炸平1——2米。该战役涌现了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创造出坑道战的有效战法。
  《金日成战役》1953年7月13日——7月27日。该役歼敌7万8千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主动发动。重点打击南朝鲜军(李承晚不肯坐到谈判桌上来,并扬言单独作战,要打到鸭绿江)创造了奇袭白虎团的经典战例。是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战。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战事进行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金日成在平壤签字、彭德怀在开城签字、克拉克在奎山签字。
  朝鲜战争美军、南朝鲜共伤亡109万余人,其中美军伤亡39万7千余人;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
  同志们!朋友们: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但世界并不太平。
  我们热爱和平,我们珍视和平!我们应该更加珍视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抗美援朝胜利成果!不要忘记中朝人民共同的使命,“唇亡齿寒”的硬道理,要铭记于心!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去蓄意恶毒破坏中朝友谊。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去献媚美帝。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胜利万岁!!!
  中朝人民血盟友谊万岁!!!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心得 朝鲜战争感想 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的终结
   郭松民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始于何时,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那就是发生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那么中国的近代史终于何时?中国现代史开始于何时?却有着不同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胡绳的断限方法,应该说颇有其道理,但缺点似乎在于过于重视近代中国的“革命的性质”,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这一划分虽然被学界所接受,但也有许多学者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著名历史学家优秀优秀范文澜就提出,应该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他认为,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1949年才应该算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不过,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在1980年代以前,这种看法并没有成为主流,无论是教学、研究或者撰著中国近、现代历史,全部都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的。
  这种状况在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改变: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著作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本书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的必修教材,该书开篇的第一句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分期方式,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开始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但是,如果按照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来衡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49年仍然不能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仍然不能证明她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表现出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但这毕竟仅是国内战争);第二,中国也还没有证明她有没有能力摆脱不平等条约——中国此时还受着“雅尔塔协定”的束缚,能不能顺利摆脱尚属疑问。况且,仅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到1953年才全面完成的,而直到这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的性质。
  也许有人会质疑,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没有终结你所说的那两个特征吗?
  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日本在中国大陆还驻有200多万军队,占领着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包括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而担负正面战场抗战任务的国民党军队,却躲在西南一隅,并没有开始战略反攻,也没有收复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了侵华日军的主力,但也仍然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开展反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程度。简言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结果,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虽然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能自然证明,中国就具备了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再说不平等条约。尽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旧的不平等条约先后被宣布废除,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随即和美国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外文部长王世杰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
  《中美商约》共三十条,它规定: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勘探和开发矿产资源的权利,并为此可以在中国保有、建造、租赁土地及房屋,从事各种职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品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危难”时,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商约》以彼此“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内容及实质,实际上是中国对美国的单方面全面开放,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可以为所欲为。条约签订后,驻美大使顾维钧竟无耻地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中美商约》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各界名流马叙伦、马寅初、茅盾、千家驹等纷纷发表意见,抨击谴责《中美商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
  《中美商约》之外,损害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议”,是被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雅尔塔协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上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秘密首脑会议上签订的。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内容如下: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左:(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b)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c)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
  千岛群岛让与苏俄。
  在“雅尔塔协定”的问题上,苏联表现出了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违背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外交准则,印证了人们当初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被民族主义所绑架的担心;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战争成本,换取苏联出兵远东,不惜出卖自己正在浴血奋战的战时盟友,更让人们看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资本集团的精明势利,刻薄寡恩——在强调了这两点之后,笔者想指出的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决心搭美国的“便车”,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把抗战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迟迟不肯发动反攻,同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表现太烂,尤其是在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起的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也是导致中国在雅尔塔被出卖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本是美、苏、英等大国背着中国政府单方面签订的协定,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以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方式确认了这些条款,主要包括: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中华民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另外,此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华民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和斯大林的谈判之所以进行的困难重重,甚至一度很不愉快,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得不和斯大林清算蒋介石留下的这笔烂账:要求苏联放弃通过“雅尔塔协议”在中国获得权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斯大林答应放弃除外蒙古之外的大部分权益,尤其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手段老辣的斯大林又不马上把这些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采取“拖几年,走着瞧”的态度。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这两个问题同时得到了解决——
  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证明中国完全有决心,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苏联后来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但这些援助是在志愿军已经取得节节胜利的背景下提供的,其意义近似于锦上添花,并不是志愿军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其动机则近似于股市上人们去追捧一只价格正在飚升的股票;
  如果用足球来做比喻,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相当一支一向被视为弱旅的球队,不仅连续踢败了世界冠军巴西队,而且还踢败了巴西队和世界杯16强组成的联合球队——这样的球队还有谁敢说它是弱旅吗?
  1951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就占领了汉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占领别的国家的首都(中国自己的首都,近代以来曾以每隔40年左右就陷落一次的频率,连续三次被外国军队占领,最后一次,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志愿军前卫部队的一个副团长,还大摇大摆走进了李承晚的总统官邸,在浴缸里痛痛快快地洗里一个澡。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得苏联关于放弃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承诺,由“承诺”变成了“落实”:旅顺军港,中长铁路等,都很快被顺利、无偿地交还给了中国。同时,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把美军阻止在自己的东北国境线之外500公里左右的现实,苏联也失去了任何在军事上染指中国东北的借口。
  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摆脱了“雅尔塔体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地一个可以和美苏平起平坐的国家——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美苏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了——无论是欧洲的传统强国,还是日本,到现在都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摆脱“雅尔塔体系”是不容易的,欧洲距离这一天还要等40年,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做到这一点,在东北亚,日本和朝鲜半岛,至今还在继续品尝着“雅尔塔”牌的苦酒:美国在日本、韩国的驻军,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朝鲜半岛的分裂等,都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
  为了这一切,中国人民献出了14万优秀儿女的生命,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入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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